语图达意之精神建构

南宋 佚名 溪芦野鸭图 26.4×27cm 绢本册页设色

　　宋人工笔花鸟画之“道法自然，尺素乾坤”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审美语图。其独特的构图，精微的笔墨，典雅的赋色，高古的意境，丰富的题材，咫尺之间，以小见大，以一寓万，以虚代实，境阔意远，“格物致知”的求真态度、优良的造形传统和高超技艺令历代画家所赞赏和效仿。

　　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系统性呈现是时代文化自觉与民族精神重塑的重要体现。唐宋之际，在思想利于以儒家为主线，道、佛为辅线，开展儒家内部的“理学”与“心学”之争，不断拓展个人与社会、人与天（自然）、人与他人关系上的见解，奠定了儒家在宋代的主导地位。在宋之前宫廷画繁荣发展，但多是围绕帝王将相生活、朝政记述而进行创作，到了北宋，宫廷花鸟画从技巧、题材、语图关系等方面都有了充分而系统地推进，展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平。魏晋之后北宋之前，绘事更加注重对宗法礼术的教化，此时文人画和宫廷画迅速兴起，创作逐渐从叙事层面转向生活写生，同时将诗词纳入作品之中，故而以文人画和叙事题材为基础的写意画出现。北宋宫廷花鸟画语图合体形式，最常见的是诗与画的合体，包括题画诗、诗意诗等。作画讲求寄托，对艺术形象的创造认为“无常形而有常理”，不拘于枝节形似而加以总体把握，以达到物我交融，身与物化，形成“象外之意”的艺术气息。宋代工笔画虽然尺幅不大，常不比于气势恢弘的时下山水，但内容多样、结构立意和画面开合终传递着优雅别致的格调，展现出作者的精巧构思，引发观者情感与精神共鸣。

　　宋朝举彰“以文治天下”，这个带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与豁达的政治期许，大大促进了宋代绘画美学新思想建立、文化新领域开创以及文化发展、转型与繁荣。北宋花鸟画，以黄筌、徐熙为两大流派代表。二位绘画形式与表达规范也逐步形成了中国花鸟画的两大风格流派即写意和工笔。北宋崇文抑武的风尚，极大影响了大批文人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上注重情感表达和心性之抒发，推崇平淡宁静、天真简远以及自在神韵的节理表达，同时这一情形也改变了传统阶层对于绘画的概念与功能的认识。因此北宋工笔画的发展，离不开统治阶层的审美取向和文化阶层的积极推动。就当时宫廷画院对绘画的考评标准来看，代表的是统治阶层的审美取向，也引导了民间大众绘画风格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位居庙堂之高的宫廷审美走向了普通大众，融进了百姓生活，同时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全民艺术时代。

　　徽宗时期，宫廷画院机制完全成熟并占据画坛主流地位，其画面形式以方、圆或方中带圆为基本图形，从小处入手，以小搏大，整体建构。用熟练的构图、各异的对象以及简单写实的线条勾勒蕴含广阔的意境，最终表达自己的主题构想。在布局方式上一般采取折枝和折枝全景两种。在上色手法上，一般先使用淡墨勾勒出线条，然后上色或者用墨色晕染，色彩整体分为淡彩和重彩两类。在色彩运用上亦然沿袭传统六法之“随类赋彩”，依据客观事物的实际色彩进行创作，通过白描造型、勾勒填彩，用分染、罩染、统染、点染等技法，最终产生栩栩如生、精致动人的视觉效果。

　　宋代绘画常是文人抒发情感的重要表达手段，文人画不一定注重作品全部的社会功能，常常超越题材、技法、功能之局限，进入纯艺术自由之表达，以显示出作者的精神照见。北宋花鸟画强调作者以情观景、以情观物，将主体情感在要表现的客体上进行投射，从而在客体上收获更多的审美以及精神观念。过程中这种心物相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指导着画家更加细致地观察事物，并且在情感上为所绘之物注入更多的情致与情思，在展现画家个体思想的同时，也扩大绘画本身的意蕴，以带给观者更加深入的审美体验和精神提升。在布局上开始摆脱北宋的写实要求，开始注意更深入的画面空间关系，常以细笔画翎毛，粗笔画树石，细中有粗，粗中有细，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用不同的笔法、墨色表现出画面的主次与空间转化关系，加强了画面的层次感，慢慢改变并拓展了原宫廷绘画单一的风格，加速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

　　宋代工笔花鸟画审美基础上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是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宋代花鸟画强调简约中厚大气的审美基调，将构图与描摹设色并重，将素材与适合之角度，臻求内容和形式和谐与统一，实现生动有趣的内容与严谨简约的构图相映成趣，并形成一种价值规范固定下来。画家常在现实观察基础上，采用笔线勾勒，依托线条走向来刻画对象，使描绘景物更加客观真实生动。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画面主体时，充分运用线条语言的强弱、粗细、浓淡对比，给观者提供深度的艺术体验。构图突出重点不拘小节，追求协调和均衡，为后世工笔画学习与创作提供了经典范例。面对宋代工笔花鸟，可以在充分感受谨严而富含温情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坐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推进完善提升具象与意象结合，空间感与纵深交织，直白与含蓄互映的认知与思想建构模式，最终展现国人的思想境界推进与精神体系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