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汉语大字典》：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

《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合集。　本文图片由四川辞书出版社提供

《汉语大字典》袖珍本第二版。

　　3月10日，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工程宣布立项，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实施，项目责任单位为四川大学。

　　《汉语大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形、音、义收录最完备、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字典，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版于1976年启动编纂，3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10余年共同编写完成。第二版修订于1999年启动，2010年出版。本轮第三版修订是交由地方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目，采用“大修”方案，以研究促动修订，预计耗时10年（2022—2031）。新时代全面修订《汉语大字典》，是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工程，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四川日报全媒体拟对这一国家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目进行系统、持续、全面、长时间的关注，聚焦新版《汉语大字典》打造成为学术和文化精品、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新贡献的全过程，为新版《汉语大字典》通过全媒体传播走进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甚至日常生活作出努力，为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中华文化知识宝库、推进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作出媒体贡献。

　　即日起，四川日报全媒体将推出“汉字的荣光——聚焦《汉语大字典》重修”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我国著名出版家兼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经说过：“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上世纪7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徐中舒领衔，300多位专家学者耗时15年，编纂推出8卷约2000万字的皇皇巨著——《汉语大字典》。这部世界上规模最大、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一经问世，便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备书目，结束了新中国“大国家小字典”的历史。

　　30多年过去，《汉语大字典》也将迎来首版后的全面系统修订。3月10日，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启动暨高端学术咨询会在成都召开。据悉，作为项目责任单位，四川大学将紧密联合全国最前沿的学术力量，耗10年之功完成《汉语大字典》的修订，对《汉语大字典》的字头、古文字字形及其解说、注音、释义、引例等进行全面审定，让这部荟萃了汉字形音义历史的大型语文字典继续保持学术上的先进性与生命活力。

　　 “中修”字典留下遗憾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功能的大型工具书。在这部字典里，不仅可以了解汉字的读音，更可以窥见汉字字形和字义发展演变的历史。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雷汉卿长期从事汉语文字、训诂和词汇学研究，他是本次修订工程的执行负责人，以他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课题也已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汉语大字典》的历史，雷汉卿如数家珍。据他介绍，为了结束新中国“大国家小字典”的历史，300多位专家学者从1976年开始投入这一浩瀚工程。1984年，字典终于完成初稿，1985年开始分卷定稿，1990年八卷本全部出齐，收录单字56000余个。字典问世后，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辞书奖等多项大奖。

　　在雷汉卿看来，《汉语大字典》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比如字音方面，对收录的楷书单字尽可能标注了现代读音，并标注了上古的韵部。字义方面，不仅注意收列常用字的常用义，还注意考释常用字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更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大字典》释义准确，义项齐备，例证丰富而典范。“凡古今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汉字，都无一遗漏地被列为字头。按习惯的部首编排法编排，排版上采用繁简体混排的方式，释文和现代例证用简化字，其余全部用繁体字。”

　　如此完备的一部字典，又为何需要重修？

　　雷汉卿表示，大型辞书一般有十年一修的国际通行惯例。这是因为字典编修时不免出现体例性、硬伤性等错误需要修订，同时需要适当增加字头和义项、更换例证等。1999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处、四川辞书出版社曾组织实施了字典的首次修订。经多种考量且限于当时条件，最终仅选择了对硬伤性、体例性错误进行纠正、修改的“中修”方案，在今天看来留下了不少遗憾。

　　“比如出现过体例的不统一。”雷汉卿说，在《汉语大字典》首版后，就有主攻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的学者指出字典编排方面的缺陷，“其中一个就是繁体字和简体字的部首归部不一，繁体字沿用的是《康熙字典》‘以义定部’，简体字则按字形归部，这就导致归部不一。例如繁体字‘褻’依据《说文》归在‘衣’部，简体字‘亵’归在‘亠’部，其实都可以归入‘衣’部或‘亠’部。1999年的字典修订版并没有一一改正，依然延续了这种编排。”

　　在字形上，《汉语大字典》坚持“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原则，在字头后面选列能够反映字形源流演变、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等形体，并酌情进行字形解说，“这是汉语辞书编纂的一个创举。”雷汉卿表示。然而，字典所收的古字字形主要取自《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由于成书仓促以及语料数据库条件的限制，它们在字形方面本来就存在不少问题，导致字典也承袭了错误，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疏漏。“像‘书’‘昼’‘富’‘引’‘奴’‘革’‘皮’等常用汉字缺少甲骨文字形，需要一一补充；有的出现了文字误释需要将字形剔除；有的字形摹写失真，有的字形解说则没有合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雷汉卿介绍，在体例、字形之外，《汉语大字典》还存在注音、释义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已无法充分适应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学术研究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要求。”

　　最终，字典决定重启修订。

　　研究先行带动修订

　　字典如何修？具体涉及哪些方面？相关资料又如何收集？雷汉卿的《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课题，将为字典修订提供最关键的学术支撑。

　　事实上，《汉语大字典》出版30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专著14部、论文1200余篇，涉及体例、字形、注音、释义、书证和疑难字等不同方面，为字典修订打下了一定基础。不过在学术界看来，这些研究仍有不少需要改进和拓展的空间。

　　“比如注音方面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未来字典修订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此外，字义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漏略义项、释义配例不准确、缺少文献用例三个方面，这些问题也需要纠正。”

　　在雷汉卿看来，汉语历史字典的编写目的在于厘清每一个汉字形、音、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而从字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研究还存在更多遗憾。

　　关于疑难字研究，尽管近年来相关成果时有推出，但受限于个人学术水平以及文献资料数据库资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有些疑难字考释结论还有待商榷。尤其是近30年来，出土文献、敦煌吐鲁番文献、碑刻文献、写本文献、域外汉籍等新材料被广泛利用，大量的疑难字得以考释。“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考出的疑难字达3万个左右，亟待在全面搜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清理唐宋以来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俗字，辨伪存真，从根本上提高大字典的整体修订质量。”

　　“我们所做的其中一个重要工作，便是广泛收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以备修订之用。”雷汉卿说，在修订字典时，事实上不可能要求编者去重新考证某个字的音、形、义。他们的职责只是正确辨析、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专人负责搜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是提高大字典修订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他的课题将专门建立《汉语大字典》修订成果数据库，为字典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进一步修订提供详实的材料支撑。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雷汉卿说，仅仅一个字形修订，就必须针对文字释读错误、字形取舍不当、字形摹写不确、来源标注有误等问题进行全面校正。此外，还得系统整理近30年出土的各时期文字资料中的新见字形，尽量全面增补《汉语大字典》选列字形中的缺环。

　　修订者们还要成为疑难字的“破译专家”。在大型辞书的编纂中，疑难字的破译直接影响到辞书的编纂水平和使用价值。未来，相关团队将进行疑难字考释成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集中力量考证一批隐性疑难字，让疑难字得以确考，让“死字”激活。

　　“总体而言，这是一次对《汉语大字典》形、音、义研究状况的彻底测查和总体会诊，提出字典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字典的进一步修订打下基础。”雷汉卿说。

　　全面修订打造精品

　　新时代全面修订《汉语大字典》，是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工程，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目前，《汉语大字典》的修订工作还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但学术界已对此寄予厚望。雷汉卿表示，30多年来，现有的一些新材料、新研究成果已经很多，足够让人期待。

　　每一个汉字，都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汉语大字典》是全面反映汉字形音义演变轨迹的历史性字典，需要讲清楚一个字的源流以及历史上的读音、字义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通过不断发现的新材料进行补充使其完善，便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手段。雷汉卿介绍，《汉语大字典》很少引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作为例证。如“自”的本义为“鼻”，“天”字可以用作“颠”，在甲骨卜辞中都有例证，遗憾的是，字典没有采纳和引用。

　　新出土的文献尤其是简帛文献用例引用就更少了。上世纪70年代，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此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也是珍贵的文字资料。遗憾的是，前两版字典对两次出土简帛的引用还有不少遗漏。“现代人用‘稍’作为副词来表示‘逐渐’的意思，最早就见于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十八种》，但《汉语大字典》首例引用的却是《史记》，晚于秦简，像这种就需要修订。”近年来，中华字库工程取得初步成果，不少包括简帛在内的出土文献数据库，积累的简帛文字达到了100万字左右。仅在四川，就有成都老官山汉墓、渠县城坝遗址出土过汉简。未来，这些出土文献材料上的文字，都将为修订大字典所用。雷汉卿表示，为了克服印刷出版物图版质量对字形清晰度的影响，他的团队将联系文物收藏单位，尽量获取并利用整理出版时的原始高清数码照片或红外线照片，尽最大可能保证使用字形的准确性。

　　更有意思的是，域外文献也能为字典修订提供宝贵素材。

　　雷汉卿说，《汉语大字典》的第一、二版因条件所限，很少利用域外文献。“比如‘堗’字，在原来的大字典上意指‘灶上的烟囱’，其引用的《广雅·释室》《吕氏春秋·喻大篇》等材料，均指向‘烟囱’之意。”没想到在300多年前，朝鲜王朝中期的文学家金昌业在他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则有“室有内外炕。炕，堗也”等表述，“可见这里的‘堗’，其实是暖炕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汉字语辞典》等域外文献正是将“堗”字解释为“火炕”。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中国人写“炎炎夏日”的“炎”字是上下两个“火”，但是在日本，下面的“火”字却换成了两个点，显得相当简化。“我们认为，这种写法应该在中国古代存在过。”雷汉卿说，“因为汉字是从中国传到日本，他们原封不动保留了这种书写习惯。倒是中国一直在规范书写形式，这种略显潦草的书写体便在历史长河中被规范了出去。这种文字演进的活化石，也值得修订时予以关注，以利于了解汉字简化的历程。”在雷汉卿看来，它们不仅是汉字的一个新字形，更是中华汉字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并产生影响的重要见证。未来修订中，将在研究的基础上对域外汉字进行全面普查，并合理吸收和采纳。

　　这些工作将大大丰富《汉语大字典》的内容。雷汉卿表示，本次修订除了对《汉语大字典》目前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去除硬伤之外，还将适当增加字头，在遵循字典“收集从宽，入典从严”原则的前提下，对于《汉语大字典》失收的见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的历代汉字，在收字原则的管控下加以合理增补，做到宁缺毋滥，彰显字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特色。要实现这一修订目的，至少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而未来，全方位修订后的字典，将会更准确而全面地展示出汉字的形音义演变脉络，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