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都城中轴线的形成与演进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与建筑群规划布局的重大特色。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指出，“世界各国，唯独我国对此最强调，成就也最突出”。202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全长7.8千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也是中外城市建设史上都城规划的杰出范例。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城市形态类遗产的空白。成熟、规范的北京中轴线是古代中国晚期都城中轴线的典型代表，那么，其早期是什么形态？先前，学界认为曹魏邺北城最早设有都城中轴线，然而最新考古资料显示，中轴线的产生时间十分久远。许宏将中国古代中轴线分为三个类型：建筑中轴线、建筑群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后两者与中国早期都城中轴线的形成关系密切，故重点探讨。我们这里讨论的建筑群中轴线是指由前后多座大型建筑一线排列而构成的中轴线，主要存在于各建筑之间，而不穿过城门；城市中轴线是指由城内核心宫殿区（主体建筑）、主干大道和都城正门共同构建的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有建筑、里坊、城门或道路等。

　　建筑群中轴线的萌芽与发展

　　建筑群中轴线目前最早见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该遗址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夏朝晚期都城。宫殿区中东组的2、4号建筑基址和西组的1、7号建筑，均一北一南排列，似各自形成一条建筑群中轴线。这些夯土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距今3600年左右。因前后排列的建筑数量较少，故此时似属于建筑群中轴线的萌芽期。

　　商代前期，建筑群中轴线向前发展，建筑数量由夏代的两座变为三座。位于二里头遗址东部的偃师商城建有一座宫城，第一期时宫城内西组的7、9、10号建筑基址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构成一条中轴线，但未穿过宫城南门。第二期时统治者对宫殿区进行改建和扩建，但西组建筑群的中轴线布局未变，7号建筑基址与扩建的2号建筑、新建的8号建筑依然呈南北一线排列。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相距很近，时间上又早晚相接，故二者在建筑群中轴线的布置上应存在承袭关系。年代较晚的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城内的1、2号建筑遗址前后排列（略有错位），似也构成一条南北向中轴线。

　　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限于考古材料，建筑群中轴线的发展详情暂时不明。

　　春秋战国时期，建筑群中轴线进一步发展，城市数量增多，分布范围变大，已发现四座都城采用这种规划模式，主要分布在广义的中原地区。

　　山西侯马市晋都新田遗址台神古城建造于春秋晚期，在城内中南部发现多处夯土基址，分布很有规律。其中，4、6、7号基址由南向北依次排列，且彼此间距相近，共同构成一条南北向中轴线。不仅如此，5、3号基址分别位于4号基址的左、右前方，呈对称分布，使这条中轴线更加鲜明、突出。南墙仅有一座城门，偏居西侧，与中轴线相距较远。

　　河北邯郸市赵国故城赵王城始建于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前后，由东城、西城和北城组成。西城是赵王城的中心，城内中部的1、2、3号夯土高台呈南北一线排列，明显构成一条纵向中轴线。南部的1号高台是整个战国都城中规模最大的夯土台基，无疑属主体建筑，可谓邯郸城的“金銮殿”。东城内西部的7、6号夯土高台与8、7号地下夯土基址亦连成一线，构成一条纵向中轴线。

　　作者：徐团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周都城布局规划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儒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王城西城与东城内的这两条南北向中轴线皆未穿过南城门。西城南墙设有两座城门，分别与1号高台的东、西两侧相对。东城也是如此，南墙仅有一门，却正对7、6号高台的东侧。可见，西城与东城的南城门似是有意避开建筑群中轴线，说明当时建城者还不存在城市中轴线的规划意识。

　　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灵寿城与易县燕下都均始建于战国中期，在这两座都城的东城内皆发现一条南北向的建筑群中轴线，后者南北贯穿四座大型建筑台基。

　　这四座东周都城或属晋文化系统，或与之关系密切。台神古城和赵王城分别为春秋晋国与战国赵国的都城，自然属晋文化。战国中山国一般也被划入晋文化圈。至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因与赵国交流频繁，中轴线设计可能受其影响。在这些都城中，台神古城与赵王城的建筑群中轴线布局最规范，表明晋系诸侯国是夏商时期建筑群中轴线的继承者与发扬者。而在东周其他列国都城中，如秦、齐、楚等主要诸侯国，尚未见到这种规划模式。

　　赵都邯郸城的建筑群中轴线可能影响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营造。作为中心建筑的前殿遗址，与北部皇后居住的椒房殿、存放国家典籍的天禄阁，呈南北一线排列，似构成建筑群中轴线。未央宫南、北宫门彼此正对，却并不正对前殿，而是正对东侧，即南北宫门大道从前殿东侧穿过，与这条中轴线并不重合。

　　城市中轴线首次出现

　　城市中轴线最早出现于山东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新的考古材料揭示，该城始建于两周之际，而非传统认为的西周早期。多种证据表明，城内中部偏东的南北向9号干道即为城市中轴线。从道路走向来看，9号干道直接连接周公庙宫殿区和都城正门南墙东门。在东周鲁城的11座城门中，只有南墙东门两侧建有大型夯土基址，属于“观”或“阙”类建筑，故该门应是正门。从道路规模来看，这条道路在城内已发现的十条主干道中最为宽阔，宽达15米，是鲁城级别最高的主干大道。从建筑布局来看，有南、北两组大型建筑位于9号干道左右两侧，大体呈对称分布，北组是周公庙村东与村西夯土建筑，南组是农机厂北与兽医站北夯土建筑，前者的对称性更强。

　　由此观之，曲阜鲁城正门南墙东门、9号干道和中部周公庙宫殿区（可能还有其北部偏西的盛果寺大型居址），共同构成一条南北向的城市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很可能在都城营建之时就已设计，时代或可早至春秋早期。春秋晚期，在周公庙宫殿区增筑了一座横长方形小城，南门设于南墙正中，并与9号干道相连。由此，小城的修建与南门的开设，更加突显了9号干道的中轴线地位。

　　若然，曲阜鲁城营造的城市中轴线首开中国都城中轴线规划之先河，在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种由宫殿区、主干大道和都城正门共同构建的中轴线，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都城最早的城市中轴线。以往学界认为曹魏邺北城首次采用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布局，现在看来鲁城中轴线或可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末年提早至春秋早期。

　　近来有报道称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中部发现一条南北向道路，连接南、北城门，发掘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中轴线。事实上，这条道路并未穿过城内大型宫室建筑，因而更像是几何学意义上的“中线”，而非城市中轴线。

　　当然，曲阜鲁城的中轴线布局不很规范，整个城市城门的分布与道路的连接尚不具有对称性，故呈现一定的原始性，反映了城市中轴线初现时所应有的原始形态。

　　曲阜鲁城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宫殿区“择中而建”且大小城圈呈“回”字形布局，全城设有中轴线，三面城墙各辟三门，市场位于宫殿区北部，这四点与《周礼·考工记》存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因此，曲阜鲁城应是《周礼·考工记》所载理想都城规划的原型。《周礼·考工记》虽未明言“中轴对称”，但从“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记述来看，实质上已蕴含了中轴线的规划思想，对后世都城建造影响深远。

　　两类中轴线从“并流”到“合流”

　　关于西汉长安城的城市中轴线，学界争议颇大，久无定论。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安门大街说”“西安门大街说”和“直城门大街说”。要探讨长安城的中轴线，首先需要究明城市朝向问题。刘瑞依据都城东门外均建有双阙、未央宫与建章宫等均以东门为正门、城内东西向大街最为宽阔、西汉帝陵方向朝东等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长安城在西汉早、中期属坐西朝东，西汉晚期变为坐北朝南，进而指出朝东时代的中轴线是霸城门—直城门大街，朝南时代则是西安门—横门大街。

　　从城门形制、道路宽度与帝陵方向等方面来看，长安城在西汉早、中期朝向东方，这是当时“以西为尊”观念在城市建设上的映射，但城内主体建筑未央宫前殿却坐北朝南，是故该城在朝向上表现出“二元性”的独特特点。尽管霸城门—直城门大街横贯全城，十分宽阔，但未穿过未央宫宫殿区和宫门，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中轴线。换而言之，汉长安城在朝东时代不存在连通宫殿区和都城正门的城市中轴线。

　　西汉末年，随着城市朝向的转变，在长安城南郊修建宗庙和社稷等礼制建筑，分列在西安门大街（即未央宫南北宫门大道）南向延长线的东西两侧，构成“左祖右社”布局，这是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左祖右社”实例，此后作为规划制度为历代都城所沿用。“左祖右社”的出现，有力突出了西安门大街的中心地位，这条大街遂成为长安城的城市中轴线。至此，西汉长安城呈现出未央宫建筑群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并流”的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西安门大街作为长安城的城市中轴线仅存在于西汉末年，是随着社稷与宗庙在南郊的先后修建而形成的，并非在筑城伊始就已规划。正因为这条中轴线的形成时间很晚，所以呈现明显的“不规范性”：一是西安门大街并未正对未央宫前殿而是正对其东侧，前文已有详述；二是城内建筑、城门等未对称分布；三是西安门大街与北部横门大街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二者存在明显错位，也就是说这条中轴线北部终止于未央宫北宫门，以致中轴线偏居全城西南隅。

　　两类中轴线的“合流”发生在东汉雒阳城。钱国祥依据文献记载推定，雒阳城南宫内东宫主殿前殿的北部依次为玉堂殿、乐成殿、灵台殿与云台等，呈南北一线分布，并正对东宫正门端门、南宫正门宫南阙门与都城正门平城门。如果复原无误，东宫建筑群中轴线与东宫正门、南宫正门共同构成东宫、南宫中轴线。都城南门平城门最为尊贵，是整个雒阳城的正门，穿过该门的大道北对南宫正门、正殿，向南延至古洛水南岸，南郊礼制建筑明堂与灵台对称分布在大道的东西两侧。因此，平城门外大道是雒阳城的城市中轴线，而且与上述建筑群中轴线同处于一条直线上。概言之，南宫的东宫建筑群中轴线和雒阳城的城市中轴线在此合为一体，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进入新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

　　因雒阳城并非平地新建，秦时已有南、北二宫，受原有建筑格局的影响和制约，中轴线并未纵贯全城，对称性也较弱。又因南宫位于城内南部偏东，故中轴线也偏东。

　　都城中轴线走向成熟与完善

　　河北临漳县曹魏邺北城建有一条南北向的城市中轴线。城内北部居中的外朝正殿文昌殿、外朝正门端门与止车门、都城正门中阳门连成一线，城内最宽阔的中阳门大道与之重合，它们构成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相比鲁故城与雒阳城，邺北城的中轴线布局更为规范。这是因为该城在整体布局上具有较强的对称性，东、西城门建春门与金明门，南墙东门广阳门与西门凤阳门（及城门道路），北墙东门广德门与西门厩门（及城门道路），均位于这条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且彼此间距相近，呈对称分布。

　　曹魏初期，在东汉雒阳城北宫故地重新修建一座宫城即洛阳宫，建立单一宫城制，改变了秦汉以来南北宫并立的格局。曹魏洛阳城承袭东汉的中轴线规划模式，建有一条由主殿太极殿、昭阳殿等宫殿建筑群与宫城正门阊阖门、主干道铜驼街、大城正门宣阳门等构成的都城中轴线。西晋时期，沿用曹魏洛阳城，城市形制和格局未有大变。

　　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沿用魏晋洛阳城的基本格局。宫城内的大朝正殿太极殿、帝后寝殿显阳殿，与后宫寝殿区的宣光殿、灵芝钓台、嘉福殿等，呈南北一线排列，宫城的三道正门阊阖门、止车门、端门与之对应，并向南正对内城御道铜驼街、内城正门宣阳门，故它们共同构成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重要的官署建筑群集中位于铜驼街左右两侧，还有太庙、太社分列东西，皆呈对称布局。宣武帝时，在洛阳城外增建外郭城，内城御道遂向南延伸，穿过郭城正门、永桥（洛水浮桥）、四通市，直至伊水北岸祭天的圜丘，四夷馆与四夷里对称分布于洛南御道东西两侧。至此，原有中轴线向南大为延长，由宫城内北部的后宫寝殿区、南部的前朝宫殿区，经宫城正门、南北御道、内城正门，再通过郭城正门，穿过城外南部的坊市区，直抵圜丘，全长大约7.1千米。

　　值得重视的是，依据钱国祥的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东、西郭墙不是在内城两侧等距修筑，而是以太极殿至阊阖门的中轴线为基线，在两侧等距修建，间距均为4900米左右。这样的精心规划使外郭城几何学上的中线与全城建筑布局上的中轴线重合，极大强化和突显了中轴线的中心地位。同时，这也破解了萦绕在人们心中多年的内城与郭城间距的“西宽东窄”之谜。北魏洛阳城“超长中轴线”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成熟与完善，从此开启一个新时代，对隋唐宋元明清等都城的营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京中轴线正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在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它北起钟鼓楼，向南经万宁桥、景山，通过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门，太庙与社稷坛、天坛与先农坛分列于中轴线东西两侧，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独特景观与壮美秩序。

　　追根溯源，纵贯全城的中轴线本质上是“尚中”“求中”思想在城市建设上的反映。这种思想屡见于早期史籍。《荀子·大略》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综上，中国早期都城中轴线并非传统认为的单线条进化，而是经历了从建筑群中轴线、城市中轴线先后出现与“异地并存”，到二者“同城并流”，再到“同城合流”，直至成熟完善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轴线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核心思想，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城市文明的重要贡献。中轴线的规划思想已镌刻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为赓续中华文脉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