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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彩礼”是真爱,要彩礼是田园女权?彩礼和它俩可没关系
 更新时间:2018-3-27 16:54:47  点击数:988

作者:李昱微

  视觉设计:大西

  《姑娘,你在你爸妈眼里值彩礼多少钱?》、《超喜欢我=结婚只出2万8的彩礼钱?》……搜索“彩礼”二字,各情感类公众号的标题如是。

  在一部分公众的认知里,彩礼等同于女方身价。父母提的少了,相当于把女儿贬值了,男方不愿意多给,意思是男方根本没那么爱你。

  很多情侣因此卡在彩礼纠葛上。女方父母提12万,男方嫌多,女方退到8万,男方反说只给5万,一来二去,双方父母看不上对方,婚事就散了。

  因彩礼分手本已足够可悲,更可悲的是它还屡屡闹出人命。

  在河南安阳市汤阴县,某男方父母借债20万为儿子置办婚事,没想到新婚当夜,小两口因彩礼发生争执,一怒之下,丈夫将妻子砸死,毁了两家的人生。

  近日在安徽六安,男子马某因无法拿出30万彩礼甚至割腕自杀。

事件极端,对彩礼的看法也十分尖锐。

  大部分网友将彩礼和女权挂钩:

  一些男性咒骂女性通过彩礼过度索取,是田园女权的典范;

而自视为真女权的部分女性反称:“我们女权都反婚,何况彩礼!”、“彩礼是将女性作为可以交换的财产”;

另有一拨人鼓吹“零彩礼”,认为这是男女平等、爱情自由的表现;

前几日就有轰动网络的“零彩礼”集体婚礼

  河南永城10对新人集体举办“零彩礼婚礼”。婚礼现场,新娘代表眼含热泪地宣誓:“我嫁的是爱情,我要的是能陪我一生的爱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彩礼聘金。”

 此举迎来一众喝彩。男性如释重负,部分女权恨不得立即效仿,以此证明“我们不需要通过结婚图财,女性更不是被明码标价的商品”。

  但彩礼本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舆论之所以将其与女权挂钩,是剥离时代背景片面批判的结果。

  最初的彩礼确实是婚姻中女性身价的象征,但根源是为了社会发展。

  母系社会的婚姻与经济没关系,仅仅是性的规范。到了父系社会,家庭成为小生产单位,而非公有制,加之男性地位提升,婚姻便与经济挂上了钩。

  当时结婚生子不是为了所谓爱情,而是为了生一个“劳动力”出来延续生产。而既然我家的“劳动力”嫁给你了,你当然要有所补偿。

  不仅如此,彩礼还是男性对妻子的婚姻规范之一。

  由于一夫一妻制,男性需要确认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但其实没办法知道,这时候就需要社会来进行规范。彩礼等繁冗婚俗正起到社会规范的作用。也就是说,夫妻双方敲锣打鼓地举行婚礼,是为了让社会监督女性绝对属于她的丈夫,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必须是他的。

  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相关描述:最初的婚俗称为“六礼”,《春秋传》将六礼中的纳徽直接称为“纳币”,《礼记·曲礼》中有“非受币不交不亲”。

  《仪礼·士婚礼》记载:“女子许嫁,缨。”“主人入,亲脱妇之缨。”

  意思就是:男方交付财物,买定女子,被订购的女子要戴上“缨”,作为卖出的标记。等到男方亲迎到她家时,买主(男方)亲自摘掉“缨”,别人没权利动“缨”。

虽然繁冗婚俗的本意是规范婚姻,但由于女性需要离开家庭、成为“买卖婚姻”中的“货物”,她们的个人价值才逐渐贬低,成为男性的奴隶或性工具。

  婚姻也因社会监督和买卖性质变了味儿,不再拥有性行为规范的本意,而成为门户地位或其他政治原因的附庸。

  彩礼因此被标签化了。

  如今,许多人仍将彩礼单纯地视作将女性价值化、或将婚姻买卖化的封建产物,这实在有点偏颇。

  毕竟到现代社会后,彩礼仍有其合理的社会功能。

  近年对彩礼的争议是天价彩礼的刺激结果,但最初的彩礼并不天价。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彩礼单纯作为新婚夫妇的生活保障。亲友们象征性地给予钱财、物品,作为经济支持。而由于人与人的生活差距不明显,彩礼的价格比较合理,也不会作为衡量家庭条件的标准。

  生活水平提高、差距增大后,彩礼才开始变味儿,农村尤甚。

  在河北保定、浙江等地的农村,男方彩礼均要10万元起步,同时有房有车。而从2013年至今,许多地方的彩礼都大幅上涨:贵州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而彩礼之所以涨得这么快,是因为人们对结婚寄予了过高期望。

  阶层变化加快、经济压力提升,以贫困地区为主的父母们都期待女儿能嫁个有钱人,子女自己也渴望通过结婚完成阶层晋升,缓解生活压力。而婚礼气不气派、彩礼丰不丰厚,更成为父母心中的面子门槛。就算经济条件不够,也要办得像模像样。

  从事农村婚姻家庭研究的学者吕静分析道:“(在农村),结婚成本并不是由一个家庭可以决定的,当一些相对富裕的家庭开始采用较高的结婚标准的时候——显示这些家庭的相对优势,这时其他家庭自然会开始向这些标准看齐,最后变成了全村的统一标准。

  女方家庭不会因为男方家里可能无法承担而降低结婚成本的标准,相反女方提出的结婚成本标准只会比普遍标准高。这涉及到农村人的‘人情’和‘面子’。”

  可见,天价彩礼的本质不是将爱情买卖化、更不是将女性价值化,而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下的功利心理和面对生存压力的焦虑

  如今,在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和重庆、武汉等长江流域的经济发达地区,彩礼正逐渐下降。双方父母会合力为新婚夫妇购置房产或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但不将彩礼作为准入门槛。

  许多网友不看好“零彩礼”主张,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彩礼的合理性。毕竟购置新房、生孩子、养孩子都花费不少,新婚夫妇的奋斗基础有限,为了有所积蓄,适当要点儿彩礼无可厚非。

  况且一定的生活积蓄也是婚后的爱情保障。嫁给爱情和适当接受彩礼并不矛盾。

  这样看来,无论在封建时代还是在当代社会,彩礼都是基于社会需要存在的。

  女方一定程度接受彩礼既不是自我矮化、也不是过分索取。社会该规范的是天价彩礼,而不是将彩礼污名化,作为自我标榜或道德绑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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