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她”者智慧

重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她”者智慧

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女性关联着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话题，女性学者也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力量。为展示和解读文学研究的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发掘和传播治学中的女性智慧和女性力量，3月10日，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举办首届“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女性学者眉湖论坛”。来自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多位女性学者就外国文学中的女性经验、殖民主义、情感主义等议题进行了交流与研讨。

展示丰富文学世界

以语言文字为工具载体的文学既是作家丰富心灵世界的投射，也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外部世界的重塑。好的阅读能够通过“文本细读”架起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桥梁，在读者的自我解读中进一步重构文学世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金莉认为，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应整体考察作家、文本及读者三者间的关系，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首先，需要关注作品情节，了解作品内容；其次，应当对作品主题进行深入思考，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最后，通过分析作家的写作技巧，强化理解。在此过程中，读者还应结合其他文学要素进行分析，如人物、视角、背景、象征等。

近年来，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贡献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和中国特色。对于如何实现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晖认为，要在比较文学视野中努力寻求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着重探讨中外文学、文化的交互影响以及交流和借鉴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要坚守中国立场，对外国文学和文化既需要大胆提出质疑和反思，也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秉持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在研究中凸显对话性，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学术相联系。

撑起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半边天”的女性学者，给该领域带来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智慧。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莉认为，肯定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的传统并不是为了导向性别的对立，而是倡导在相互尊重和对话交流的前提下，重视文学谱系中的女性传统，展示文学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破除以性别来取代审美的意识藩篱。

女性议题反映西方复杂社会问题

在外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以及女性作家群体的凸显，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张生珍注意到，世界范围内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开始于“爱丽丝”系列，而爱丽丝的形象对后世女孩形象的建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从《爱丽丝奇遇记》《爱丽丝镜中世界》中的爱丽丝，到《小妇人》中的马奇四姐妹、《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绿野仙踪》中的多萝西、《地海传奇》中的龙女和古墓守护人特娜、《哈利·波特》中的赫敏、《饥饿游戏》中的凯特尼斯、《黑暗中的星光》中的斯塔尔等，儿童文学中的女孩形象包含儿童、性别、族裔的标签，其演变呈现出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呈现出百年来女孩的生存状况，有助于人们不断认识自我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爱丽丝”系列作品展示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外国文学中女性形象塑造和女性作家群体的自觉建构，不是孤立的性别议题，而是源于西方世界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投射。从19世纪初开始，萨拉·巴特曼这一出生于南非的女性形象，被欧洲人塑造为“黑色维纳斯”的“语义符号”。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卓研究发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一形象从19世纪初的黑人女性象征，逐渐演变成21世纪的民族象征。在公众的凝视下，大众对非洲女性的刻板印象逐渐形成。“黑色维纳斯”刻板形象的生产过程背后，是文化、种族、意识形态、认知方式的对立和冲突，凝视的权力关系表现为书写权力和再现伦理等深层次的问题。非洲女诗人群体的创作活动，体现了“黑色维纳斯”书写从凝视中觉醒，并产生了一种对抗凝视。

威廉·霍加斯油画作品《玛丽·爱德华兹小姐》

图片来源：CFP

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不同艺术表现方式之间的对话。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王卉注意到，英国黑人作家大卫·戴比迪的小说《名姝生涯》的题目来自威廉·霍加斯的系列同名画作。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情节以及霍加斯本人的出现，都指向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小说中语象叙事的特征。作品中呈现的黑人奴仆、犹太医生和下层社会的女性形象，皆是呼应18世纪英国的意识形态，对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进行再现。戴比迪的小说通过语象叙事的方式，与霍加斯以及其他英国画家的作品产生对话，揭示出他们在作品中塑造黑人形象的方式和用意，以至最终能够颠覆这些刻板印象。

拓展外国文学分析路径

近年来，女性主义、情感主义以及时代文化的观照等，为外国文学研究拓展了更多的分析路径。身心关系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情感与理性也构成了文学作品中永恒的张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雯认为，18世纪是西方情感理论迅速发展并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这不仅是一个“理性时代”，也是一个“情感时代”。18世纪的情感理论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都有很大差别，是西方思想史、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勾勒了西方现代性的乌托邦愿景，也预见了其致命的悖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榕则从听觉性视角对18—19世纪外国文学思潮展开分析。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哥特文学是这一时期英国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在哥特美学的讨论中，视觉性是颇受瞩目的议题。陈榕注意到，哥特小说文类的诞生、兴起以及范式演化的过程，也是其听觉诗学得以拓展的过程。在贺拉斯·沃波尔、安·拉德克里夫、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和埃德加·爱伦·坡等经典哥特小说家所建构的听觉世界中，听觉性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更与身体性、想象力、理性与感性等议题有深刻关联，传达着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交汇的激荡之音。

近代以来，科幻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想象与启示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青睐，作家们掀起的“赛博朋克”新浪潮运动更是产生了现象级文化影响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金冰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蒸汽朋克作为另一种科学文学形态迅速兴起。在她看来，蒸汽朋克对19世纪技术革命的历史架空式奇幻想象，以及对人与技术（机器）关系的持续关注，使其成为“软科幻”的代表。不同于纯粹未来主义的赛博朋克，蒸汽朋克立足于现在，引发对过去被抛弃的形式进行重新评估和批评，从而将过去转变为评估现在的某种远景，体现了复古未来主义。蒸汽朋克所具有的天然的、内在的悖论性，构成其小说的张力。

“剑桥英文”是集英国文学批评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为一体的思潮。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文学批评家和教育家F. R. 利维斯有着“永不落剑”之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认为，利维斯与“剑桥英文”和“剑桥批评”、“文化与社会”批评传统、文化研究以及“英格兰心智时代”有着紧密联系，他的批评原则在培养思想、心智和情感等方面，对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学科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英国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